哲学家波普尔说,科学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现在,恐怕没人否认,大学德育出了问题,和经济发展负相关。而且,这个共识形成得比“三农问题”还早。那么,就让我们从这两个大问题的“负负得正”关系来说吧。
一、问题
1、德育的学科化比德育的渗透性坚强很多,成为当下大学德育“坚硬的稀粥”。
2、德育的工作化让德育岗位和教学岗位分离,成为大学德育和生活实际、教学工作脱离的体制障碍。
3、学科化和工作化,它们与德育的渗透性原则是矛盾的。德育和空气一样,稀薄而须臾不可轻忽,数学里有黄金分割,有比例尺,讲究刚刚好(JUST),实际上里面含有德育因素——正义(JUSTICE)感。我听华东师大中文系王晓明教授说:“意识形态就像空气一样围绕着我们。”德育如同意识形态。
二、问题史
科学(赛先生),在西化思潮涌流的情况下,发展成科学主义。以前我国处在四民社会,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得不现代化或近代化。问题的发生从 “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以前对“机事”(《庄子》认为:机巧之事容易导致不悉心修道只求捷径的“机心”)不齿,因为可以导致“机心”,如今走到另一个极端:以科学为信仰了。于是,传统的和谐生活遭到肢解。
先分后争。上个世纪初,爆发了“科玄之争”,结果呢?科学胜利了,玄学被打成“玄学鬼”。受科学胜出的余波之影响,高等教育内部,文科的发展长期滞后于理工科。
三、对策:大学生到农村去!到为社会服务的志愿者队伍中去!
1、生活真的可以教育我们。那要看是什么样的生活了,大学里堕落的生活方式只会教唆人。我参与的支农调研的生活,则大不然。以北京师大2003 年十一下乡的事例说明:不是大学生改造了农村,而是农村改造了我们大学生。常说“生活教育了我们”,难道官场酒桌上的生活可以教育我们么?不!农村的生活才可以教育我们。
2、西方思想史上很讲究德育的对象关切。如今的德育“人性化”其实并不是自古而然。对象意识(个性自由)的觉醒是从启蒙运动“发现人和发现世界”开始的。发现世界要冒险,发现人要发展科学。《人是教育的对象》是一本教育学名著,以前,教育(包括德育)的对象意识欠缺,如今也欠缺。以前是有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的,如今德育对象意识的欠缺则不和于“民主的潮流”(德先生)。
3、中国思想史上讲究“成人”,也就是实现理想人格。社会从未分化发展到细分化是一个趋势,《老子》的“道”最初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后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讲“道”是和德连着的。德乃得也,得什么?得道。得道之人就是成人、圣人。于是,《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儒家讲“礼”。儒家主要经典《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大叔说:“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自人类走出混沌,分化就是不可抵挡的趋势,相对而言,如今加速了。
4、综合起来看,教育的对象是人,而要人成器和成才确是很难。中国古今有不同,但是有一点相同:成才是从成器(由仁义行)来的。里面都有把人当作工具的含义在。现代中国所谓螺丝钉精神,所谓“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之类都是。以前,中国仰止教把“天不变道亦不变”当做天条,天和道是德育合法性的根源,而今,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提出:“人是目的。”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反对“吃人”、喊出“救救孩子!”他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和奠基人,与康德以人为对象的文化转折一样具有标志作用。中国新文化运动里还包括新教育运动——它的标志是新学制,但是它最本质的新变是人的地位和身份。受教育者在大学里不再是“老爷”不再是“进士”“举人”,而是平民。过去讲“学而优则仕”,现在不了。
5、志愿服务:大学生的位分。大学要作为高效的德育机构,就要在其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好好下工夫。社会在分化,科学是分科治学,教育学也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这是“分”在钱币单位意义上的读法。“分”自古就有另一种读法,读如“愤”。在“名分使群”(荀子)中,分和品对应。职业分工和相应的道德操品连着,一国的总统就不可以像老百姓一样胡搞。教,从孝。教,上所施,下所效。(《说文解字》)担负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大学教师运用德育的渗透性原则,倡导支农支教,学生就会把社会服务当作自我教育的好机会。如此,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不就推行开了么?
6、结论:大学德育和新农村建设结合的效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道(明)了高明的道德,就要去行,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以亲民为中介,达到(止于)至善。今天,我得知:北京大学生文艺队抵达了山东省济宁市,姜庄合作社的同志亲自驾着三轮车去接前去支农的大学生们。他们这个队的队长我认识,是出生在北京市郊区的女大学生王盼。在他们发在网上的日志里,于文字中间我可以读到初升的太阳,清新的晨雾,向田间地头进发的歌声……这些令我不由得想到:把三农服务和德育结合,那绿油油的禾苗,依依的垂柳,田田的莲叶,乡亲们的笑脸,难道不会立即化为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相关的教育资源么?
我去过姜庄七次,在写这些理论文字的时刻,我身体虽不在支农现场,此刻,我的心可以飞到姜庄,参与到那里的大学生暑期支农队的工作中去。那里有我熟悉的环境和合作社成员亲切的面容。在姜庄这个微山湖畔1400多人的村落里,支农工作从开始向结束的演进,事事物物,无不关乎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出来的人,我的体会,和种过“牛痘”相仿,为拒绝堕落腐朽的拜金主义文化注入了一剂良药。我目睹过善良淳朴的姜庄百姓流泪送别支农队员的场景,这是一种 “至善”的火炬,烧毁了城市消费文化的杂质,点燃了大学德育创新的希望。
作者:李勇(本文主要内容来自作者在新乡师范专科学校2004年的授课内容,2007年7月29日星期日修改于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