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最先由冯友兰先生提出,后来搞鲁迅研究的人又把它提出来。汪晖、王晓明等人想对鲁迅研究进行革新,甚至想通过“重写文学史”来反对庸俗社会学框架下的鲁学。
我最近在看望晏阳初——当然,是通过参加了一群热血青年在温铁军博士的带领下搬演“新乡村建设”。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主任邱建生先生说:“至今没人超越晏阳初。”他被称为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者”,我是他的支持者。
在学院的课堂上,我并没有听到有晏阳初教育或晏阳初平民哲学的讲解。学院里的摆放有晏阳初塑像的“展览室”是最空闲的房间,没人安排学员参观,也没有专人(或兼职)负责解说。也就是说,在晏阳初学院,“晏阳初”三个字仅仅是个历史伟人的名号而已,和一种矿泉水商标那样内涵干巴巴的。所以,我感到,我们志愿者骨干要先学习晏阳初伟大的平民教育家精神,要读晏阳初先生的著作,要像以前红卫兵或者中央政治局读《毛泽东选集》一样,要讲学习!
我对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工作人员说:“要想接着晏阳初说,必须首先照着晏阳初说,否则,不仅不会发扬光大晏阳初精神,更重要的是,没有理论支持,自己的事情也办不好。我对横空出世一向很怀疑。”
我知道,晏阳初学院在翟城村的建立,是一群“用脚做学问”的人干出来的伟业。但是,“用脚”并不排斥“用脑”的“室内”工夫。教室是用起来了,但展室呢?
值得欣慰的是,我听说一个“研究中心”要在学院内成立了!
是的,学院是一个“农民培训机构”,但是“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论语》)它不是一个用晏阳初命名的商业目的的培训部(中心、公司、学院)。别忘记 ——晏阳初的教育实践有个特点:学术化。晏先生始终强调他的事业是学者的事业,不是政治的,不是军事的,也不是一般的文化事业。其实,文化人的事业要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必须是有学理根基的。因为,学术是天下公器,只有在学理上有建树,才有可能真正在历史意义上属于“公”,而不仅仅是一个时期、一个村子的局部性事业。
“三农”问题专家、管理学博士温铁军教授一直追求“可复制性”,也只有认真地照着晏阳初说,走学术化路子,才可以说,学术界内、翟城村内、晏阳初乡建学院内发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具有了在时间上历史的、在空间上全球的可复制性。
临走,我作为一个志愿者,建议乡建学院不能把晏阳初商标化和鞋垫化。因为,我是冲着学院同人想接着说的潜质而来的,也想抱着厚望而去。
(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