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林(阿克苏)
苞谷才刚种下地的时候,我就盼着村小学的老师到我们家里来。苞米成熟的时候,老师没有来;要收仓的时候,我终于盼来村小学的严老师。
严老师四十开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上衣袋上挂一只钢笔。肩上斜背一个黄色军用挎包。乡亲们见了,都会热情地招呼严老师到家里来坐一坐。
严老师来,除了到学生家家访,最主要的还是要招收新学生。严老师招生的办法既新奇又简单,到了有孩子的人家,严老师从他的军用挎包里,摸出一把苞米来,在农家的小饭桌上一一排开,若是这家的孩子能数清楚10粒以上的苞米粒,便会被他录取。数不清的孩子,则要等到下一个学年。
那年秋天,和我一起放牛、打猪草的腊平、胜娃都背上书包上学去了。我一个人怎么能在山野里呆得住呢?我偷偷地往学校里跑。牛没人放了,猪草也没人打了,三哥每每要到那条上学的山路上埋伏,将我截回去放牛。有一次,我装着去放牛,把牛赶到了那个大山深处的乡村小学后面,我趴在后窗偷听,那琅琅书声立即迷住了我,我觉是那才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动听的声音。
我也要读书!
然而,我能不能读书,还要严老师说了才算数。于是,我就天天盼着严老师到我们家来。
严老师到我们家让我数苞米的时候,我已经8岁多了。为了能数清苞米,我偷偷地练习过数火柴棍、小石子、出洞的小蚂蚁、夜空中闪烁的繁星……
严老师把苞米摆在我家堂屋的供桌上让我数时,我们一家老小都围了过来,得知消息的小伙伴们都赶来了。大家都怕我不识数,把苞米给数错了,给他们丢了人,人人紧张得捏着一把汗。
我既兴奋又激动,用手推着一粒粒苞米,一、二、三地往下数,当我一口气数了二十多粒还要往下数时,严老师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脑袋:好了,这小子可以到村小学上学读书了。
孩子上学去牛谁来放,猪草谁来打?
闻听此言,我在一旁大声回答,我放了学可以去放牛,猪草放学后也可以去打。
可是上学还要买书包,再说学费从哪里出呢?
总不能让孩子不上学吧?再说学费也只有3块5毛钱,如果实在缴不起,也可以申请减免一些。
听到严老师这话,爸妈的眉头松开了。第二天,爸妈上街赶集卖了一大袋苞米,我终于进了梦寐以求的村小学校。
(原载《阿克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