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纲
一、正确回答了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之问
二、提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三、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问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1]。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的《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这是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针。以后习总书记对此多次重申，并且“两创”也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话》节录在收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时，以“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标题，更宣示了“两创”作为对待传统文化根本方针的定位。“两创”作为根本方针，正确回答了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之问；提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
一、正确回答了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之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指向是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2]“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时代之问。
中国近代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陷于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曾经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黯然失色。在此历史背景下，怎样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峙。文化激进主义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是对立的，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是沉重的历史累赘。这样的观点容易陷进“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以“中体西用”为立场，强调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宁可保旧而不趋新，以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开放与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对立起来，容易走向全盘复古的原教旨主义。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上述对峙，似乎又重演了一遍：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以“彻底反传统”为旗号的激进主义，认为传统文化堵塞了走向现代化的通道，因而必须弃置不顾，其典型代表是电视政论片《河殇》；90年代兴起了认同和呼应海外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说，不时发出“儒化中国”，以“儒教”为国教的声音。“两创”方针则超越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上述对峙。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价值，如《讲话》所说：“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肯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对其进行“两创”的前提。基于这个前提，进行“两创”才有必要。这就有力地破除了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把传统与现代绝对对立的迷误。“两创”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超越，主要在于破除了把维护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变革创新传统文化相对立的壁垒，阐明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重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两创”的一致性。《讲话》指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何把重点放在“两创”以及如何进行“两创”。习近平总书记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这就纠正了文化保守主义把“保旧”和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捆绑在一起的偏执。
“两创”不仅在于超越了近代中国以来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对峙，还在于将这个方针作为具有指导性的国家政策，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体现了从制度上保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高度自觉。《意见》讲明了为什么传承发展、传承发展什么、怎样传承发展，既提出了原则要求，又确定了具体任务举措。《意见》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制度化保障，是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中国传统社会漫长历史中，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既有自觉予以制度保障的一面，也有缺乏制度保障而处于自发的一面。中国传统社会历经数百次王朝更迭，但儒学始终得到传承发展，而与其同时的先秦其他诸子的传承发展就大为逊色，有些学派在先秦以后就销声匿迹了，比如墨家曾和儒家并称“显学”，但很快成了绝学。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汉武帝开始的“独尊儒术”为儒学的传承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制度保证。于是，儒学与传统社会的各种制度高度对接，成为日常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体现了对于文化传承发展予以制度保障的自觉。但是，“儒术独尊”也使得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儒学之外的思想学术缺乏制度性保障，它们的传承发展就流于自发而不能持续，很多有关典籍被历史尘埃所湮没。同时，传统社会的普通百姓多为文盲，他们基本上通过世俗的日常行为来传承文化，比如风俗习惯、家教门风、节日仪式、祭祀活动、庙会集市等，这样的自发传承往往良莠混杂。新中国建立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制订过一些政策，但是，由于缺少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战略高度认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大意义，因而相关政策未形成系统化的制度保障。“两创”方针汲取了以往的历史教训，强调了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制度性保障，但又不是因袭“独尊儒术”的母版，而是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二、提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提供的宝贵经验。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曾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时，就把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作为题中之义，批评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表现，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逐渐深入全党的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在1943年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中提出：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4]。从毛泽东的继承传统文化遗产，到这里的“深相结合”，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心”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在新的征程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里把两个相结合相提并论是建党百年来的第一次，意味着百年建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两个相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缺一不可的，它们不仅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同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的“接着讲”，是以往也是当代和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的重要品格。从继承传统文化遗产到“深相结合”再到两个相结合的并肩而立，可以说“两创”方针正反映了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提升与发展。
“两创”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提升发展是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被先进的中国人接受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产物。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涉及中、西、马三者的关系。近30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如下三种质疑：一是质疑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否会导致前者的“失真”；二是质疑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否会压抑后者的文化命脉；三是质疑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否会重蹈排斥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国文化的封闭化。这些质疑可以归结为两种“文化冲突”论：第一、二种质疑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文化冲突”，第三种质疑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文化存在“文化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创”方针，指明了对传统文化的变革与融合是其中两个互相的环节，而这又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相联系。实际上对上述三种质疑作了回应和解扣。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5]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变革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变革，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然而，要“逐步中国化”就必须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被看作是纯粹从外国输入和强加的。在这样的变革和融合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所滋养，与之有着思想脉络的历史连贯性。“两创”以“创造”“创新”和“转化”“发展”作为关键词，表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变革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环节联系贯通在一起：创造、创新和转化、发展以变革为前提，同时以融合为效果。就是说，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有所否弃，更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融合是在变革传统文化中实现的，更使变革获得认同感和亲和力。这样的变革和融合，把中国近代中西文化逐渐会通的历史进程推向新境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要在中国文明和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制造壁垒，而是要指引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两创”贯彻着这样的精神，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并指出这体现了“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7]就是说，“两创”推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和融合，是要让中国文化的精神结晶超越民族特殊性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三、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又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8]作为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针，“两创”深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9]而“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0]就是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用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培育其灵魂和建设其重点。“两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契合，正是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自觉为基础的。因此，所谓深度契合，不是简单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命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具体对照附会，而是要提炼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并予以传承升华。
首先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层面架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11]这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面架构，是对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层面架构的赓续提升。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学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作为核心价值观长期发挥着引领及规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作用。它显示了《大学》区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结构设定。由“仁”而“仁政”是把原来的道德规范扩充为国家政权的价值准则；“义”和“礼”的主要含义是以崇德贵和作为社会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智”和“信”，主要是指个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优良的道德品质。
其次，关于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说：“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2]那么，如何挖掘和阐发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用的。”[13]就是说，我们从价值观的产生和作用两大方面认识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是在主体与对象的各种关系中展开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这四大理念，是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四种重要关系而产生的，即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上讲仁爱，“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4]；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上重民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在自我与他人（己与人）的关系上守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在自我与社会（己与群）的关系上崇正义，“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价值观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即推动事物的发展和提供终极理想。尚和合是指价值观推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求大同是指价值观为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提供最终价值理想的作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因此，挖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从价值观的产生和作用的深层次上揭示了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理念上的契合。
再次，关于核心价值观的日常落实。借鉴传统文化以家庭建设作为价值观落实于日用常行，是“两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深度契合的又一表现。要使价值观所确立的判断和褒贬标准，与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取舍相一致，就必须把价值观化入日常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提供了很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以家庭建设为重要基点：“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15]可以说，“五常之道”的核心价值观在上述家庭美德里得以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千百年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等家庭美德故事，以及以《颜氏家训》《弟子规》等为代表的治家要义、格言和童蒙读物，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吸取的：“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生活的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弘扬中国文化“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落细、落小、落实。
以“两创”作为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针，再次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