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从学术界、出版界到社会公众，一股博物学的浪潮在酝酿翻涌，越来越热。分类是博物学的基本功，也是人类所有知识当中最基础的部分。18世纪博物学家林奈创立系统分类命名方法后，各种植物在世界范围有了统一的名字，博物学后来分化为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等，到19世纪后期，博物学主要指动植物分类学。
彭程的《植物学家的人文视野》一文深情追溯胡先骕、蔡希陶两位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开山者。在专业研究外，他们的文学造诣也颇为深厚，体现出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完美融合。2020年7月，彭程的《草木葱茏》一书出版，原来他积数年之功，在为当代中国的博物学家——植物分类学家作传。他笔下那些充满了博物情怀的植物分类学家，已经为中国的植物分类学持续工作了70年。
如《草木葱茏》所载，20世纪初，留学生们秉志回国。以胡先骕为代表的一批留美学生创立中国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这一民办科研机构的积极推动下，北平、南京、广州、重庆等各地类似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另一边，留法学者刘慎谔组织起国立机构——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和西北农林植物调查所，以及多地植物园。各机构都开始采集标本，发表新种。一系列地方植物志、植物名录、图谱累册成沓。这些珍贵的资料为中国植物志的撰写打下了基础，中国现代的植物分类学实现了从无到有，在国际上也有了声誉。但日军全面入侵打破了中国植物分类学的进程。有的科学家坚守沦陷区保护标本，有的携带宝贵资料千里流徙。以陈焕镛为代表的植物学家在抗战的枪林弹雨间，给标本辟出一方天地。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在兼并了私立的静生生物所与国立的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后，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在1949年成立。历经前后四代植物学家的勠力同心，《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最终在2004年全部出齐。
植物分类学于国于民有着重要意义。通过鉴别植物种类，才能了解植物习性，判断其经济价值、药用价值，才能够合理的栽培、加工或药用。中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分类编目工作较西方晚了200年，早在16世纪末，就有西方人在中国调查植物资源、采集标本，发现并命名新的种属。20世纪中国的植物分类学家们既“开荒拓野”，又“建起大厦”，最终成书的《中国植物志》较欧洲发达的植物志仍有差距，但开创之功至伟。规划园林种植体现了植物分类学的现实意义，启发人们亲近自然、自觉保护生态，这也是今天复兴博物学的意义所在。通过博物，人能切身感受到与万物的天然联系。分类的背后就是认真了解，多与植物“邻居”相识，可以治愈人类中心主义的疾病。
20世纪中国的博物学家们对个人知识体系的建构，也体现着博物情怀：科学精神与人文修养兼备，他们的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胡先骕是《草木葱茏》的传主之一，他发现并命名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并为此写就了70行七言古体长诗《水杉歌》。诗作“意、理、气、格俱胜”，格律严谨，有崇高之美，是难得的“科学诗”，是他对钟爱事业的真情流露。蔡希陶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时，写书信报告工作进展情况、描绘当地人文，都生动传神，读来使人如临其境。菊科专家林镕写菊花，“或红或紫，沉稳而浑厚，花序奇特姿态或飘若浮云，或矫若惊龙”，用词精准，颇见专业功底，更令人感受到他多年来对“菊花”的深情凝视。这样的情怀流淌在文字里，也表现在举止谈吐中。贯穿中国新旧植物学的第一人钟观光，年近半百时面对组织收集标本的嘱托答允“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他的语言和志向有着暮年壮心的豪迈。
为了将这些人物尽可能还原，彭程撰写《草木葱茏》时做了大量案头工作：查阅相关资料，参加相关会议，多番采访人物，走访相关场馆，尽可能去靠近人物、还原历史。植物志研究的报告文学写作难度大，千头万绪事件繁多，它既涉及体系庞大的科学史，也涉及一些久远的人物。为了将他们有机且清晰地组织起来、书写准确而清楚，彭程采用植物志书写史、学术机构史、学者纪传体书写三线交织的办法，力图展现出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开始和发展、学术机构的演变、植物志书写的进展，以及杰出人物群像。叙述力求客观，重现时代现场；人物传记注重共性与个性结合，完整追述其从求学到治学的完整过程。
《草木葱茏》的细节刻画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写陈焕镛先生，特意提及了两件轶事。一是他上大学时，见中国植物标本存放在欧美标本馆萌生屈辱感。二是在他成为植物学专家后，采集了标本还需去美国才能鉴定，为“假手外邦”的困窘而耿耿于怀。这两个细节夹杂在历史大事中暗暗呼应，表达了先生们对事业的执著热爱与泣血报国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