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天下粮仓》(2002年出品)重回央视,一天播出两集。故事讲述了乾隆元年天下大旱,引发粮荒,围绕灾荒展开了一系列宫廷斗争、官场变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中国处在农耕社会。农民最怕的就是闹饥荒,“人口之流移与死亡”是第一后果,甚至可能导致农民暴动和外族入侵。(见邓拓:《中国救荒史》)《天下粮仓》说的就是闹饥荒的故事。天灾和饥荒年间的荒政,共同构成了这部连续剧的内容。
本文将《天下粮仓》与邓拓先生的名著《中国救荒史》对照,发现了几个问题:天命主义、积极的救荒政策、消极的救荒政策、天灾与人祸等。
《天下粮仓》的第一集,出现了“天字一号赈灾粥厂”。粥厂是用来赈济灾民的慈善设施。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称之为“消极之救荒政策”,因它只能“治标”。
刑部侍郎、钦差大臣刘统勋深知,大清律规定,“厚粥”厚可插筷子而不倒,如果筷子倒了,粥厂负责人的人头要落地。沈石等大小官员的人头就是因此被砍掉的。
清朝的荒政指的是在“天命主义禳弭论”指导下,为应付灾荒而采取的对策。“火龙烧仓”、“阴兵借粮”、“耕牛哭田”等事件之所以能够混淆视听,就是因为上至25岁的乾隆(聂远饰)下至清河县知县李忠之辈,都相信天命鬼神,并且认为大清国生死存亡、“国粮安全”都依赖天命鬼神。
整顿吏治是国家走向复兴的关键,也是荒政的关键。刘统勋向皇帝建议:“开仓门必先开狱门”,仓场总督、漕运总督等高官涉贪,杭州知府孙敬山不仅腐败而且追杀证人,实在令人愤恨。
荒政是封建时代行政管理革新的试金石,提供了行政改革的窗口期。
央视目前正在重播的历史题材连续剧《天下粮仓》21集,仓场侍郎米如成之子米河受刘统勋差派,来到河南,查河南巡抚王士俊垦荒劝捐、虚报田亩数一案。《天下粮仓》中的这个王巡抚就是一个十足的贪官,他令左右将米河拿下,推倒小梳子致其头部受伤晕倒,下令侍卫斩杀周钟,甚是嚣张,若不是看见周钟亮出尚方宝剑,他是不会屈服的。
历史上的王士俊是被户部尚书史贻直(不是刘统勋)参劾,回京降职改任兵部侍郎,后因越职上奏言事被参劾,逮捕回京,下刑部狱。乾隆二年(1737),皇帝下诏,削职为民回籍。
乾隆二十一年(1750),一代名臣王士俊病逝于家。科举正途出身的王士俊还是一名学者,著有《河南山东古吏治行》、《河东从政录》、《困之录》、《清流县志》等书。
《天下粮仓》第10集,仓场侍郎米汝成早有准备,精心布置了一出玩弄仓场总督苗宗舒的冥剧。
第15集,讲的是江苏清河县“阴兵借粮”案,五艘往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船,在一夜之间空了,地上洒满了冥钱。负责查案的钦差高斌大人查明此案后上奏皇上,乾隆大怒,下旨杀了知县李忠等30多人。钦差高斌和李忠知县都去过供奉小刀子爷爷(官越做越小的清官,死后百姓为他立庙)的小庙烧香,而且李忠是断发以祭。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天下粮仓》第21集,六品刑部主事米河拿钦差的名头,压四品开封知府看守荒凉坟地,夜晚把胖知府吓得魂不附体,在“鬼魂”环伺中,如实写出了交代书。
最后一集,刘统勋命人搭起柴堆,官员们纷纷上去祭雨,限三日之内无雨则点火自焚。刘统勋、顾琮等57位官员足足在上面坐了三天。第三日,刘统勋命令点火,顿时火起。米河及时赶到,大呼灭火。就在此时,滂沱大雨下了起来,上苍被感动了。
本片故事发展的明线:乾隆元年天下大旱,引发一场围绕粮食灾荒的宫廷和官场斗争,刘统勋等人揭露官仓舞弊,协助皇帝整顿吏治,应对天灾。
故事发展的暗线:天命主义。从记录看,中国历史上,天灾越来越频繁。天是人格之天、主宰之天,用灾异“遣告”统治者。这就是古人的救荒观念之特色——“天命主义的禳弭论”。(邓拓:《中国救荒史》,1937年初版,1956年重印)
儒家劝善最力。宋代大儒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也。”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荒政是古代制度化慈善的代表,体现了儒家实践智慧。救灾,是中国古代慈善实践中最为大者,更需要从上至下,齐心协力。
文学家范仲淹(989年-1052年,在苏州创设“义庄”,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死后谥“文正”)首创的义仓、哲学家朱熹(1130年—1200年,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创立社仓法,都有赈灾功能。
《天下粮仓》凸显了清朝名臣刘统勋和他的主子的“重农主义”思想和具体政绩。
该剧的现实意义在于:1.它讲述了自然灾害的危害性和政府的赈灾责任,从频度上看,我国历史上有三大灾:旱灾、水灾、蝗灾。第一集,看似太平的清乾隆年间,因自然灾害而引发了粮荒,饿殍遍地。2.粮食安全事关民族兴亡。3.水利与农业农村工作息息相关,乾隆皇帝在朝堂上称量黄河之水令人印象深刻。邓拓称重农、仓储和兴修水利为“积极之救荒政策”。4.天灾和人祸往往并行,前者使后者得以“显影”,如果不闹粮荒,就不易挖出孙敬山、苗宗舒、潘世贵等大蛀虫。
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说:该书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当然,它也是一部慈善史研究的专书。邓拓先生的书中专门提到“清代荒政”,他发现,清代的灾荒比前代为多。
就像封建社会“想做奴隶而不得和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大循环”一样,清代王朝救荒史都存在“灾害频仍和吏治腐败”的“二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