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先看《关雎》的头几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诗经·国风·关雎》
一提到《诗经》,很多人知道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关雎》是一首情诗,还有就是“风雅精神”。这种从私人感情到公共精神的解读,没错。可是,却不是经学的理解路数。
儒家经学把《关雎》看成是“妇德”之作——并且是“贵妇之德”,“窈窕淑女”指的是宫廷后妃,君子指的是在位的统治者。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汉朝人写的《毛诗序》认为《关雎》是一首教育诗,有助于社会教化:
“《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本文还想解释一下,“实学”大儒朱熹为什么把《诗经》拉下神坛?
习以为常的实学精神
记得一位大学体育系的系主任(手里还比划着)对我说:
学文科的,不能一按按钮,火箭上天了。
言下之意,学文科的不如学理工科的,因为文科生技不如人。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实学精神。
其实,他错了,如今的大学文科(包括文史哲),也是按照力量性知识的思路来构建学科知识体系的。只不过,文科生毕业后,依然被理工科学生看不起。
在科技时代,被力量性知识激发起来的不仅是“更高、更强、更远”,还有欲望。后者是主观性的,就像无底洞一样,难以满足。这种主观欲望,美其名曰“人类科技探索的好奇心”。
躲在习以为常背后的力量型知识和智慧型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是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626年)的名言,也是前苏联和我国一本老牌刊物的名字。在我国,这本月刊创刊之初,内容是翻译过来的,从苏联的同名刊物“搬运”而来。
《知识就是力量》定位是“科学性、趣味性、互动性”。由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刊名,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共青团中央主管,1956年创刊至今,经历了近60多年的风雨历程。
一期《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封面
在科学成为“正确”的代名词的当下,“力量型知识”被看成是当今最有价值的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作为一本重要的老牌科普刊物,传递的是“知识=力量型知识”。这就是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科学文化观念。
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占据主流的知识不是力量型的,而是智慧型、精神型或道德型的。我们可以叫它“第一知识”或“知识的知识”。
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孔门四教”里有“文学门”和“言语门”。其实,孔子对语言艺术是很警惕的,他删定了《诗经》,并认为:
“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我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知识体系
第一个是善德知识体系,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四书五经”。讲的是一套“阴阳五行”的智慧、“天地君亲师”的伦理道德,体系相对比较封闭。从两汉经学发展到宋明理学,用了好几百年。
第二个是博物知识体系,以《山海经》《博物志》为代表的科技文献的知识谱系,讲究“格物致知”,探索自然奥秘,发展技术。《三国演义》就很重视“术”。这一套知识很开放,能够与时俱进。明清时期,从善德知识体系里借用了“实学”一词,演化成“实测内籀之学”(严复《天演论》)。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
更重要的是,博物知识体系和语言艺术联手,加强了社会传播。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博物志》10卷、《搜神记》20卷算进小说家类,因为它们“记述异闻”。
中国古代典籍
实学知识生产的分水岭:魏晋南北朝
在这里,“实学”属于古代博物知识体系。如今,通常叫它力量型知识。
纵观中国文化史,知识生产是知识分子的长项。中国历史上的知识生产,以产生了“神医”“书圣”的魏晋南北朝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的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家学说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是社会主流思想。
受曹操“九品中正制”影响,曹魏大臣刘邵写的《人物志》将最有活力的人当成了“物”,是一个倒退。
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博物志》代表着博物知识谱系越来越有活力。
和张华同时代的文学家陆机看《诗经》的视角从经学移开。他有一个统计,在《诗经》的305篇诗歌中,写到的草木有80多种,鸟兽有30多种。
实学在宋朝的发展:两位知识分子代表
宋朝是中华文化史上文化繁荣的时期,“四大发明”中有3个是在宋朝出现的,即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朱熹和沈括是两大知识谱系的代表人物,二人都是文学家。
1.沈括(1031年-1095年)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北宋政治家、科学家。
沈括画像
其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推动了中国博物知识谱系大发展,代表作有《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等。沈括还写了很多诗。
2.朱熹(1130年-1200年)
朱熹画像
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高中进士的朱熹是儒家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伟人。他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批评朝廷里的士人做的是“虚学”,提倡要做“实学”的学问。他的“实学”大棒打倒了很多人,也得罪了很多人,甚至被视为“异端”。朱熹因此被人追杀。
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理在物先、理在事先,理是万物之本”和“理一分殊”,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理,其实是受到博物知识影响的哲学概念。
朱熹是诗人,他竭力想把智慧型知识和语言艺术结合起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很多人批评朱熹将《诗经》拉下了儒经的神坛,其实,他是想回应力量型知识带来的挑战,才写了《诗集传》,从语言艺术视角解构了《诗经》。
英国科技史家、中科院外籍院士李约瑟博士(1900年-1995年)是这样评价朱熹的:
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李约瑟文集》)
《诗经》:从经学到文学
《诗经》由孔子删定,是儒家经典,列入“四书五经”。孔子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诗经》
《诗经》的写作手法是“赋、比、兴”,常以植物、景物起兴,甚至以植物喻人。
朱熹的《诗集传》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将“思无邪”的《诗经》从经学殿堂里拉了出来,放进了文学范畴,认为《关雎》讲的是男欢女爱。
之后,《诗经》和植物学、中药学还发生了联系。如《诗经里的植物》,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作者是当代作家韩育生。
《诗经草木绘》
结语
人是有感情的,但这种感情要在“诗言志”的统领之下,才显得“正派”,如文天祥的《正气歌》所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中国古代典籍
以《诗经》为代表的语言艺术,表面上看,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像“墙头草”,当智慧型知识占优势的时候,它就位列经学。当力量型知识占优势的时候,它就位列文学。
其实,《诗经》自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力量型知识的冲击和挑战。在孔孟儒学时代,它站住了,成为一道伦理堤坝。在理学时代,它崩解了。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科学时代,它的价值感只能在情诗和动植物里面去找了。
不过,总体来看,作为韵文的《诗经》的地位还是在逐步下降。因为小说比诗歌更加靠近民间,谁掌握了群众,谁就更有力量。
《诗经》